记者 | 李宇欣
部分资料源自《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
教师负担的话题，从去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年“两会”。
讨论的重点也很明确：学生都“减负”了，按理说老师们的事情就该少了，为什么老师的负担依然减不下来？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在经过调研后，找到了一些原因，“虽然学生们‘减负’了，但是，有教师反映，现在各种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而且）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导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
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开始骂校长：“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检查？”但是，事情的真相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很多负担的源头，并不来自学校。
那么，老师们的负担到底来自哪里？为什么如此难以禁绝呢？
首先，在讨论减负问题前，我们先梳理一下老师的负担到底有哪些？
早在2017年，著名教育专家李镇西对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近三千名中小学老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这几千名老师中，竟然一半以上都无法正常完成基本的“备课”。
那么，老师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李镇西的调查显示，耗费老师时间最多的事项居然是各级各类检查任务，其次是学校临时交办的非教学类任务，以及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
除作业外，耗费教师时间最多的事项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就在李镇西做调查时，教育部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并成立了调研小组，调研结果也显示，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额外工作负担确实过重。
2019年底，教育部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教育部官网截图
2021年，教育部又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关工作的通知》；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2023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提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直指教师承担的非教学任务之重。
注意，无论是李镇西还是教育部的调查，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非教学任务。
也就是说，让老师们感觉喘不过气的，竟然都是跟教学不太相关的。
那么，当这些为老师减负的文件和政策下了一批又一批后，情况是否得到改观呢？
2021年，李镇西又发起了一次调查，结果有些遗憾，老师们的负担不但没减轻，反而是反映负担加重的教师，又一次大幅增加。
两年后，2023年，光明日报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联合发起的一项调研结果也显示，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加”。
政策和文件发了一轮又一轮，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老师们的非教学负担，怎么就减不下去呢？
很多人的惯性思维，会立刻想到校长：为何校长没能拒绝一些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进校园？为何校长没能协调好老师的日常教学活动？
但从现实来看，校长们也表示：很无辜，也很无奈。
北京某教育集团总校长就公开提到，除了呼吁给老师们减负，不要忘了给校长减轻沉重的负担。
该校长举例提到，对于学校来说，面对一些非教学任务，学校并没有权利说“接收还是拒绝”。尤其公办学校，几乎很少有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几乎主导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并决定着学校做大大小小的各类事情，“但有时候，一些部门领导并非做教育出身。”
另一方面，校长还受到办学政策不公平带来的压力。对今天的中小学而言，许多地方已经不是经费、不是校舍、不是办学硬件条件的困难，而是来自于办学质量，即高考、中考，以及各种统考、联考、调研考带来的压力，“学校的教育质量，特别是考试成绩，受生源制约，很多时候，生源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2023年12月，李镇西也对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负担做了一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校（园）长在学校的工作负担，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门检查，其次是各种进校园的社会事宜，从类型来看，校（园）长们的负担和苦恼，和老师们有相似之处。
图源《镇西茶馆》微信公众号
如此一来，任务层层传达，压力层层传递，排在最底端的教师的角色就发生了异化，成为“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董辉则还进一步总结了教师工作负担的来源，主要分两方面：纵向上，是教育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类专项工作；体量更大、压力更强的横向工作负担，则是源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工作把教师也纳入其中。
洋葱剥到这里，很多人忍不住要问了：为什么这些本来跟教学无关的事情，就爱找上学校和老师呢？
用某校长的话说，通俗点来说，就是“婆婆多”，“权力小”，“说不起话”。
民进中央调研也发现，中小学校在教育经费、人事任免等方面依赖行政部门的调配，办学相关的各种资源掌握在不同行政部门手中，学校不得不承担临时性增量任务。同时，学校和教师需要不断去横向竞争大大小小的奖项和荣誉，各种评比检查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师们的负担。
此外，家长对学校、教师的过高期待与过度依赖，也加重了老师的责任。比如，前段时间#被投诉的老师们#话题就冲上热搜，有老师因为晚了三个小时回复家长信息被举报，有老师因为作业布置得“太少”而被举报，还有家长投诉老师的理由是“对学生太温柔，管不了学生”……
用老师们的话来说，“谁都可以来指点几句，谁都可以来提点要求。”
对此，今年“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建议——
一，缓解行政压力，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权责范围。 民进中央建议，成立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的教师“减负”专班，建立政府多部门协同参与的教师减负工作机制；进一步厘清政府各部门权力和职责边界，减少其他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资源掣肘；完善政府购买学校后勤服务，将学校的安全、卫生、基建、食堂、住宿等非教学事务分离出去。
二，建立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建议，要健全监督机制，设立非教学事务进校园举报电话并向全社会公布，对查证属实情况的责任人给予处分；开展学校非教学任务问题专项整治，一方面整治校园形式主义问题，严格限制各类考评事项，另一方面整治不合规定的摊派任务和责任人，打造清朗的教育教学环境。
三，调整师生比。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教育集团总校长刘希娅建议，将现行小学师生比调整为13:1，初中调整为8:1，高中调整为4:1，使教育经费投入从硬件投入走向内涵投入，减轻教师负担；根据人口变化，建立动态调整师生比机制，每十年核算优化调整一次师生比，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对基础教育的要求。
李镇西给出的解决方法更简单。在给老师们布置一件事之前，不妨先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事该不该（老师来）做？第二，老师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主动还是被动？
“如果一件事压根儿就不该老师们做，且老师们也不想做，那就要重新评估是否该安排给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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